智利女作家马·路·邦巴尔（1910－1980）出生于海滨美丽的旅游城市比里亚德尔马尔，（意思是“海上葡萄园”）。她家境富裕，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但是父亲早逝，于是她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双胞胎妹妹到巴黎。她在那里上完大学二年级后，于1931年回到智利。她一回国就刻骨铭心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毫无结果的爱情逼得她朝自己的肩膀开了一枪。这以后，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接触到的都是拉丁美洲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有博尔赫斯、有米斯特拉尔，有聂鲁达夫妇，还有从西班牙来的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盛赞邦巴尔，说如果能够和一个女人正经八百地谈文学，这个女人就是邦巴尔。邦巴尔25岁时，发表了处女作《最后的雾》，受到米斯特拉尔的极高评价。28岁时发表《穿裹尸衣的女人》，使她的声誉更高。她发表作品时，连博尔赫斯都前来为她站脚助威。
她曾一度回到智利，却看到她原来那位情人过得有滋有味，这个烈性女子不禁“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就朝那花花公子开了一枪。幸好设出人命，又有许多人声援她，她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后获释，仓皇离开智利，先后在阿根廷和美国生活。后来她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一直不幸，但是她的才华却光彩照人，写过一些电影剧本和中短篇小说。她对文学的态度极为严肃，当她为挣稿费谋生而写一些文字时，她拒绝署真名。
待她的那位冤家出事故离开人世后，她才回到智利。在保守势力占主导的智利，她一直与智利国家文学奖无缘。她的老年境遇比较悲惨。然而她在智利、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中的地位不容置疑，她的优秀作品滋养了几代读者。近年来，她的作品极高的文学价值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重视。
邦巴尔是拉丁美洲超现实主义早期的代表作家，她的《最后的雾》属于梦幻时期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少妇，由于得不到爱，感受到的是性压抑，她就把自己在梦中得到的爱情当做是现实，以一次梦境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支柱。然而，梦醒了，精神支柱也垮了。在这部作品中，邦巴尔打破了梦幻与现实的界线，营造了一个似梦非梦的美妙境界。与现实主义其他类似作品相比，《最后的梦》写得一点儿也不晦涩难懂，相反，是一首美轮美奂的散文诗。邦巴尔对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得非常深刻。
《穿裹尸衣的女人》写的是一位美丽女性去世了，她躺在灵床上冷竣地观察着前来吊唁的人们，其中有几位是与她生前有过种种恩怨的男人。在这部作品中，邦巴尔从一个独持的视角更加深入地观察人世。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人，却有着和生前一样的种种感情和思维能力，邦巴尔把死人写活了。因此，后来以描写死人世界著称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承认他曾受到邦巴尔的启发。
1994年，我到智利去研究文学，这才接触到邦巴尔。以前在国内对于她的介绍很少，没有什么反响。是何塞·多诺索的夫人引导我对此人的注意。首先她把邦巴尔的传记作家阿加达·格里戈介绍给我。格里戈写的《玛利亚·路易莎》非常成功，曾荣获圣地亚哥市的文学奖。她送给我这本传记，我一气看完，立即被邦巴尔奇特的一生所吸引。接着，多诺索夫人又送给我邦巴尔的代表作《最后的雾》。我被故事深深感动，用一周时间一气呵成地翻译出来。正赶上中国准备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于是我的译著先是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后又登载在《蓝袜子丛书》《温柔的激情·拉美南欧卷》上。
后来，我鼓励我的女学生卜珊把邦巴尔的另一部杰作《穿裹尸衣的女人》翻译出来，并推荐到“世界文学”上发表了。此外我在自己的文学专题课上专门介绍了这位女作家。这样做的结果是吸引了我的许多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对邦巴尔的注意，她们对她的作品的挚爱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一个女学生对我说，她把《最后的雾》起码看了十遍，每一次都伴着泪水；另一个女生说，每当她读《最后的雾》时，就会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这些被吸引、被感动的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们就选择邦巴尔作为她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如今在我国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中，邦巴尔逐渐成了一个新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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